維多利亞港的梨

香港的大樓在google地圖上原來是有名字的。那麼為人指路的時候，就可以島一樣地指引出那些星叢般的漢字了：黃氏大廈。美明大廈。高基大廈。我只在許久以前台北的某些路線公車上比如城南或木柵一帶，遇過類似的站名：金山大廈。崇倫公寓（它們究竟在哪裡？），卻從沒有真正在路上指認過它們來。它們變成一幢幢只存在意義沙漠與字詞折射裡的樓。但香港的老樓不同。它們實打實地坐落在一個又一個街口，每幢樓在地圖上竟很耗功夫地皆有它自己的翻譯。某某Building。某某Mansion。究竟是英譯中文唸成了某某，還是中譯英字的諧音某某呢？那些皮膚般的某某，以其表面薄而透光的漢字，帶著一種奇異的混血意味，找不到起源似地。奇怪的是我每一字都讀得懂，但字字皆顯得可疑。我第一次到香港，就覺得滿街的中文招牌莫名有一種推理氣氛。那些斗大字面寫著「五金百貨」、「李藥房」、「香港仔魚蛋粉」的店招，在細小的九龍街道上相互疊沓，忽而竟都像是它自己的翻譯。它們自由地脫隊、落鏈，像一盤散亂的棋錯落在櫛比鱗次的街道，意興闌珊碰到了一些字再產卵生下了另一些字，如同母魚：柯士甸街是什麼意思？窩打老道又打什麼老道？某日在一尋常的鬧市茶餐廳座邊菜單裡（四座皆是廣東話的拗音所形成的低漥漩渦），我十分驚恐地知道：士多啤梨並不是一種梨。牠是一隻脫隊的漢字有天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梨。如果牠一直就這樣待在牠自己的夢裡，會不會有天醒來，牠也真的變成了一隻梨？

梨在彌敦道的盡頭載沉載浮。我走長長的路傾斜到港岸邊，C指著對岸的港島告訴我，香港就在那裡。我問：那我們現在在哪裡？這真是一個士多啤梨的問題。C帶我搭小輪，上甲板。船艙昏暗的白晝燈下，有幾個水鳥一樣的乘客，低垂著他們的頸子。如今的香港地鐵早已是亮晃晃的八達通，地鐵車廂裡所有雜沓的人都有自己的下一站要去，是什麼樣的人會在這尋常平日的夜裡，特意耗費這虛擲的時光，從九龍半島坐船到港島去呢？C說她從小就在這小輪上渡過來渡過去。不為了去哪裡，只為了從港的一端，渡船到港的另一端去。世紀初初發軔的零零年代，渡船頭的查票人員也有一種擺渡日子的心情罷。有時買一張船票，可以整日來來回回在這港上。她說，我有時下了渡船轉小巴，就到山上的女子監獄去探母親。

C不似我工作上熟識的香港朋友，有一條白日的軌道可以輸送與滑移。C九零後，黯巫術，熟牌卡，在尖沙咀細巷裡一捲煙攤上賣細煙草。出生時香港最好的日子已經完結，中學時代是在傘運下渡過。但C說起《春光乍洩》裡那遠在南半球的、與香港幾乎對折的城市，竟彷彿是九七的現場之人。張國榮死時你幾歲？張國榮死時，我大學將畢業了。那是二十一世紀開始的前幾年。整個九零年代最後的一朵煙花倒掛墜落，他竟能忍過千禧年，是忍得夠久了。最近有個不知真假的新聞說在中國內地的某城有一公車司機，長得和張極為相似。網路鄉民說：張死去竟整整過了十六年了。我想，世界衰老，死去的人不會再老。這是張的運氣。網民又說：那真的是他。是他躲起來到另一個地方去生活了。

不辨方位的時候，就用高樓指路罷。我沿著傾斜的彌敦道步行去到尖沙咀，再從尖沙咀折返，終抵達旺角。途經重慶大廈。重看不下上百回的《重慶森林》，我真以為那樓就在梁朝偉中環傍山公寓的電梯旁。現實裡的重慶大廈和彌敦道上的其他高樓排排並列，好像那電影只是把它從一群樓的隊伍裡叫喚出列。那些樓群像一條條道路從地平線的彼端拔起，梯子一樣地直抵天聽，是一種垂憐的姿勢。那些樓之盡處，極高極高的天上，真有一個聽人說話的神嗎？而香港其實是座後巴別塔之城罷。塔上垂墜的藤蔓結實纍纍的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……。我一個人到尋常燒臘店點一份餐，四座皆是徹響的兒化音，和店伙計愈趨微弱的廣東話，形成一個聲音的戰場。於是我點菜時就故意將中文講得有稜有角（以示台灣國語）；我再三地跟那些交接餐點的服務生說：謝謝。謝謝。這是中文（據說是台灣人的敬語）。沒有人聽不懂它的意思。它因此也並不是一句中文。如同魚蛋粉要怎麼翻譯魚蛋粉自己？午夜的彌敦道沿街下著細小的雨滴。C告訴我，那降落下來的其實並不是雨，是高樓往上攀升的冷氣管線裡滴漏的水珠，沿街雨一樣地灑落。而彌敦道上衣著潔白光鮮的香港男女，皆很不在意地（令人驚異的不在意），觀音柳枝那樣地拂去了那些肩上袖上的水滴。那是一種與此城的百般濁世日常，彼此受容的能力罷。我想起整個夏天裡四處價響的口號Be water。水清無魚；香港這城，以其水之混沌交雜，豢養了一整城的魚。

彌敦道的盡頭就是維多利亞港。許多好女子烈女子來來去去此城，有的走進了書裡，轉身從書中又踩踏出來，將此城活活地踩進了書頁裡。我總分不清究竟是張愛玲寫了白流蘇的香港，還是白流蘇的香港活過了張愛玲。一個小說人物若活比她的作者長，那麼那小說裡的城，即使在書裡傾塌了無數回也會再平地起。而維多利亞的女王頭紮起了髮髻一轉身就叫做蘇麗珍。那身段，白皮膚的，黃皮膚的；在這夜的彌敦道上，那些琥珀般凝固在冰塊裡的漢字，也終於在這時代的冰塊咚一聲滑落杯底之際，將香港夢成了一隻梨。那梨在晴朗沉穩的維多利亞港裡載沉載浮，有時久久地浮出水面，像是一隻探頭換氣的海魚。若一個城市的語言能法術般使草莓變成梨，它大抵沒有辦不到的事。傾城之際，那梨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