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神與天后

迄今為止，我人生中有六年時間，幾乎每天必經天神巷；天后廟道，我卻只逗留過一個晚上。前者位於澳門的中區，我在那裡上學；後者在香港，我去喝酒和見一個人。

天神

天神巷呈L字形，北端緊接俗稱白馬巷的伯多䘵局長街，南端和水坑尾街相連，雖名為巷，但實際上一直是澳門的交通要道。1839年，林則徐巡視時為鴉片集散地的澳門，僅逗留三小時，其中一站就是這條街巷。1869年，澳葡政府在《澳門憲報》正式把這條長160米、寬4米的街稱為Travessa dos Anjos（意為“天使們的巷子”），中文譯為“天神巷”。

澳門盛行天主教，曾被葡萄牙國王約翰四世頒賜“天主聖名之城”的名銜，天神巷是澳門街名中少見的與上帝直接掛勾。越近天神即越近天國，這條街名深得華葡人士喜愛，華人富商紛紛在此選址興建美輪美奐的豪宅。天神巷三十七號正是宋家大屋舊址，魯迅夫人許廣平生母宋氏便出生於此。1912年，年約十四歲的許廣平，隨母親與兄長一同避居澳門，入住天神巷的宋家大屋，並在澳門完成學業。1915年11月，孫中山的文膽朱執信到澳門，也是暫居於宋家大屋，積極擴展中華革命黨。雖然宋家大屋已被拆建為現代樓房“保嘉苑”，可幸正立面、趟櫳門得以保留。曹家大屋則被拆卸重建成信達城商場。

這些華商大屋曾被用作學校校舍，天神巷也因此成為一條“學校街”。抗日戰爭期間，富商王祿、王棣家族的部份房屋租給濠江中學辦學，廣州執信學校小學部也曾遷到天神巷二十四號；1981年，聖若瑟教區中學在天神巷四十三號建立第二、三校。

我在1991年入讀聖若瑟小學部，因此在天神巷消磨許多光陰。父母都是新移民，為三餐掙扎求存，根本沒錢沒時間安排接送，我和哥哥從小就是街童和外食一族，每人一天十元的午飯茶錢和巴士費。天神巷除了是“學校街”，也是有名的遊戲機中心一條街，我經常慫恿兄長一起不吃午飯，或我上巴士時蹲身逃避車資，把省下的錢都拿去位於巷子口的陰森破落的國華戲院，或巷子石級旁的“歡樂天地”。有時候玩得樂極忘形，天黑了都還在“機鋪”殺紅了眼，父親時常要到遊戲中心把我們押解回家。

天神巷過去由於洋人經常駐停行移，絡繹不絕，因此也有“鬼仔巷”之稱，然而天神巷並沒有讓我更靠近仁慈的上帝，也沒有收買靈魂的魔鬼，卻讓我看見生之艱難與幽微－－周末回校苦學中國舞，但因為頭髮太短沒有被選去表演；把零用錢都花在士多和麻將店的貼紙抽獎，卻總是空手而回；放學時間的天神巷，擠滿了手拿魚蛋串、烤魷魚、雞蛋仔、香蕉糕、可樂或鮮榨果汁大口吃喝的小胖子，阮囊羞澀的我只能急步離去；豪雨如何從坡度陡斜的天神巷汹湧滾向水坑尾，我又如何在及膝的水流中迎難而上；在“善慶圍”那幅“往來皆迪吉，出入俱亨通”的刻字對聯前，苦等失約的同學；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把我拉到巷子的轉角，叫我拿著書包滾蛋；看著哥哥被學長們推到牆角霸凌，我居然沒有以死相拼；數之不盡的木尺、膠尺、巴掌和脫衣體罰，一天兩次的集體禱告和每周一次的聖詩彌撒，校園裡的十字架和洋人神像、暗道直通的主教座堂，關於原罪、殉死、苦難和折磨……一年裡總有那麼一兩次，父親突然在人群中驚喜現身，接我放學，以致其餘三百六十天都是失望；在昔日的王家大宅，一個六歲男孩差點和我訂下婚約；巷子尾的麥當勞成了我每天的飯堂，卻始終得不到那個遙不可及的生日派對……中學，轉校到了青洲，校園大了，記憶卻特別模糊，唯獨在天神巷唸小學時的種種細碎，如此歷久彌新又血肉豐沛。現在每次踏進這條三分鐘就能走完的街巷，都像墮入記憶的漩渦，濕漉漉、青磚、灰牆、紅色的圍里入口、土地公，那是我的童年、陽光並不燦爛的日子，也是供我穿越殘酷的成人世界、逃離巫術學校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。

天后

如果有一個地方，去了無數次都好像首次踏足，猶如不斷變化的迷宮，那大概就是香港。一水之隔、粵方言為主又同樣經歷殖民統治的香港和澳門，在街道命名上也有相似之處，各自有一大堆洋氣的街名（如砵甸乍街／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），或與農業（如通菜街／芽菜巷）、漁業（鹹魚街／打纜巷）、海盜（張保仔路／賊仔圍）、種族（摩羅街／嚤囉園路）、奇幻（幻想道／幻覺圍）等相關，兩地除了共享北京道、廈門街這些與內地相關的街名，媽祖崇拜也是同氣連枝。澳門媽閣廟、路環和漁翁街的天后古廟，以及香港的天后站和數之不盡的天后廟，都或多或少可以串成奇幻的雙城故事。若論“街偶天成”，五花八門中最情有獨鍾的兩條街道，我只取香港天后廟道和澳門天神巷這一瓢飲。

雖然兩地相距不過六十分鐘船程（現在還多了港珠澳大橋這條陸路可選），但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幾乎每次去香港都是辦正事，工作會議、講座、講課、研討會、朗誦會、新書發佈會、搞簽證、趕飛機，因此盡可能低調，不知會不打擾香港的親朋好友。唯獨那一次例外。

天后，從來不在我的訪港計劃之內。我倆都不是虔誠的教徒，不信上帝也不信媽祖，然而他說想到天后喝酒，我們就約在天后站的B出口。他帶我到天后廟道某條橫街的露天小酒吧。

頭頂是十二月安靜的月色，沒有什麼招牌的霓虹光，連街燈、店家的蠟燭也是隱隱約約，正好為我們努力掩蓋的羞澀提供了保護色，甚至沒有路人，只有巨大的蟑螂在遠處三三兩兩。日本清酒和荔枝馬丁尼的冰凍水珠，地上的水漬和琳琅滿目的酒瓶互相輝映。那是我們首次正式會面，我一頭長髮，一身黑衣，沒有化妝——我有預感他不會喜歡我，所以我也不打算努力。

聊到晚上十一時，我要趕地鐵火車回沙田，之後他又和我沿天后廟道散步回天后站。我們在擠逼的地鐵人潮中擁抱告別。

每次匆匆到香港，我都有任務清單，能早走，片刻也不久留。但因為有這麼一個晚上，有這麼一個人的存在，天后廟道就不再是過目即忘的街道，而是一個可以不斷重返的記憶時空；香港也不再是我眼中一向銅臭勢利的香港，而是一夜温柔美善的所在。那夜，我毫無準備地擁抱了一座並不特別喜歡的城巿，全因為我始料不及地喜歡上一個人了。

西方的天神、東方的天后，都是美好的想像。神仙眷侶，誰不欣羨，但實際上天各一方，中間隔著的不只有一個大海，還有一條緣份的洪溝。對一條街道太熟悉，即使平淡無趣、面目全非，換來的還是一步一景；兩個人越了解，越容易互相傷害，終究各奔前程。如今的天神巷，依然是年輕人集中之地，牛雜的氤氳，日日新的韓國服飾，牆上的七彩塗鴉，吸引遊客流連的甜品店、茶餐廳、長椅和街角的水果檔；熱鬧的天后廟道則依然在白天繼續它的熱鬧。各自精彩，各得所安，在看似互不相干中暗暗交錯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兩地關係，港澳街道給我的感覺。

然而人生何曾圓滿呢？變化幾乎就是街道的天命。童年的苦中作樂，成人的只如初見，讓某些街道掙脫了地理和時空的局限，在記憶的隱密地圖中，始終閃爍著動人的光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