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樹的記憶──記滑鐵盧

多年前，第一次去倫敦，住宿的地方是朋友訂的。到達時，看看街名，才知道住在 Great Portland Street，直譯過來不就是偉大的砵蘭街嗎？可是倫敦那邊卻是城中心商業區，並非溢滿多姿多采平民生活的區域。在某個街口轉角，再走幾步，是中國駐英大使館。那時當然沒想到，在好多年後，我終於負笈倫敦的時候，因為支援傘運及紀念六四，在大使館門口，耗去了一些時日。

我前赴倫敦讀書一周後，傘運爆發。警察施放催淚彈的一刻，我剛巧在爬上大學小山崗的路上。我看到蘋果的即時新聞，便忍不住在山腳的油站哭了起來。我知道自己是無法參與那個工作坊了，匆匆地在臉書留言: 我會去中領館做些行動，有沒有人加入？我那時想，就算只有我一個人，我也要去。友人勸我冷靜，她們正在籌備即時行動，著我先等一下。於是我走下小山崗，返回埃格姆（Egham）車站，等下一班車返回滑鐵盧（Waterloo）。我母校離倫敦市中心大概四十分鐘車程，而滑鐵盧是市中心最近我家的車站。回到市中心，朋友說兩小時後到特拉法加廣場（Trafalgar Square）集會。一向以來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我也是要先填飽肚子，因為這樣才有力氣走下去。我走進車站內的日式快餐店 Wasabi，吃了人生其中一個最漫長難捱的午餐，又不停地反問自己：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撇下香港來倫敦唸書呢？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？現在回想，不是傘運，不是特拉法加廣場的臨時集會（匆忙之下竟然有五百多人參與），我是不會認識剛好留英的一班抗爭朋友，而當中的一位摯友番簡，兩年後過身了。我多麼慶幸能及時認識她。

Waterloo，最直接的聯想當然是拿破侖慘敗的滑鐵盧戰役，另一個應該是窩打老道（Waterloo Road）及油麻地地鐵站。油麻地站現在音譯成 Yau Ma Tei，但在地鐵通車時，油麻地站是翻譯成 Waterloo，因為附近有一條 Waterloo Road，是故，跟倫敦的 Waterloo Station完全同名。到了1985年才正式改成現在譯名。我在香港有幾條十分喜歡的行街路線。赴英讀書前，每每在工作太忙而急需小休時就會走這條路：先在永星里斜路、人氣歷久不衰的拉麵店吃晚飯；之前之後如有時間就逛逛中華書局看看最新出版的簡體字書；然後到百老匯電影中心觀賞那齣期待已久的電影、有時間又先逛逛Kubrick及影碟舖；電影散場後便步行到白加士街的佳佳甜品（因加租現在搬到寧波街，原舖好像仍在丢空）。我本來不特別喜歡吃甜，但佳佳的吸引力無法抗拒。百老匯電影和佳佳，對我來說，是不可分割的雙生兒。

慢慢地，我在倫敦也找到了一條相似的路線：Waterloo車站內的 Foyles書店是起點，它的櫥窗總會令我就算繞道也要走過去。雖然書店小小的（當然，有時間的話，我會選擇 Charing Cross Road 那間 Foyles或者 London Review Bookshop），但是我仍然能知道英語世界有什麼新書。要瞭解一個城市正在關心什麼事情，沒有什麼比逛書店更快捷的了。走出車站往左走大概五分鐘，便到達BFI（British Film Institute），它是一個肩負資助及發行電影製作、策劃電影節目、研究英國電影等工作的機構。BFI設多間影院、影碟舖、餐廳、圖書館，是影迷的好去處。而且每個月它也策劃不同的節目，我常常都期待它有什麼驚喜。我便是在那裡看《2001太空漫遊》的新闊銀幕版。BFI的對面，是英國國家劇院 （Royal National Theatre，下稱NT）。NT和BFI座落泰晤士河畔，無論晴天雨天，在那裡閒晃，都有令人豁然開朗的感覺。坦白說，不是每一齣NT的作品都好看，也有很難看的。而英國觀眾其實很保守、思想狹窄（narrow-minded）──這是英國某劇院的戲劇指導親口告訴我的。有些觀眾不能接受形式不屬於寫實主義的作品。譬如DV8的近作John，在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，不斷有觀眾提早離場。Ivo van Hove導演的 Hedda Gabler謝幕時，觀眾也只是禮貌式地拍掌。Katie Mitchell導演的 Cleansed（Sarah Kane編劇的），因為呈現激烈的暴力，頭幾場演出都有人嚇至暈倒。而八十年代的NT，仍然會積極引進世界各地的優秀劇作，譬如蜷川幸雄。不過，我每次在倫敦，都會到那裡走走，尤其是它的書店，劇場相關的書籍總是目不暇給。離開NT，再往前走，是一個有不同食肆的小小庭園。走到庭園的最深處，有一間專賣English Breakfast的快餐店。便宜，一個 full set大概60-70港幣，而且味道還可以。對於我這個窮苦學生來說，實在是救命恩人。吃個什麼之後，再沿河往前走，繼續享受寧靜的河岸時光。再一直走，便是泰特現代藝術館（Tate Modern）。它於2000年開館，成功地將一間發電廠改建成當代藝術大山。它的大堂 Turbine Hall，我每一次走進去仍自然生出讚嘆之感。離開Tate Modern往前走，會經過莎士比亞環球劇場（Shakespeare Globe），我則興趣缺缺，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像莎士比亞主題公園。這一段沿河旅程，就是有名的倫敦 South Bank Walk。如果還有腳骨力，再走半小時，就會到達我家。那時，我最喜歡從我家出發，沿河跑步到金絲雀碼頭（Canary Wharf）。那無數個黃昏，泛金的河面，是拿什麼我也不會換的美好時光。

的確，曾經有那麼一個人，陪我走過這兩段 Waterloo的旅程，可是，我後來明白到，無論什麼人陪你走過多少的路，要走的始終還是要走。

大學的時候，我曾在政務處做過兩年的兼職（我在香港讀大學本科的）。我主要負責聯繫油麻地北區的街坊代表，跟他們面談，瞭解該區市民生活狀況，然後再匯報給上司，雖然政府通常不會有什麼實質的行動及回應。其中一個街坊，住在窩打老道一幢唐樓。那時籠屋尚未完全給取締，他便是住在那種單位，但他收入稍稍寬裕，住的籠屋在貼近地面的一格，有少許可容轉身的活動空間。他是一個建築工人，大概五十歲，每天很早便要坐車坐船到遙遠的地方開工。我記得有一晚，我循例上去探訪他，他心情很是鬱悶，說每天這樣營役奔波很疲倦，不知道前景如何（因為他們的唐樓也有可能清拆），不知道怎樣走下去，不如死了算。其時正值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夕。那時我也很鬱悶，公安惡法還原了，山雨欲來，其實我也不知怎樣走下去，我連死的意欲也消散淨盡。我不記得怎樣答他，大概是一兩句無力的鼓勵，只記得和他坐了很長時間，很晚才走，遠遠超過了我工作所需。那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。

Waterloo在我身體內的記憶，像樹，可以一直在地面擴散，同時像瞞過上帝眼睛般在地底下蔓延開去。記憶最有趣的地方，是不只有一層色彩。像畫畫，如果你想，你可以在任何時刻，於那一抹色彩之上再抹上另一重色彩。而我，已經正在為 Waterloo 抹上另一隻色了。滑鐵盧既是同一個滑鐵盧，又可以不是那一個滑鐵盧。唯一始終不變的是，滑鐵盧這棵樹仍然熱烈地生長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