鑽石山,寮屋區裡的夢工場——唐睿、陳慧

給你三秒鐘,你能數出多少代表鑽石山的事物?三、二、一——夠鐘。先不管你的答案裡有沒有鑽石,你有否想起荷里活廣場?荷里活廣場1997年落成,不知不覺二十一年,亦成了鑽石山地標。然而,這個以美國電影發祥地為命的廣場座落的地方,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確是香港電影工場。
於尖沙咀長大的作家陳慧,對鑽石山其實不算熟悉,不過她曾在鑽石山幾個片場有過一段編劇時光,訪問當天我們約在荷里活廣場背後一所咖啡店,她甫坐下便說:「能找到這裡,我覺得自己好叻!好像走進了另一個空間!」
在荷里活廣場出現之前,那裡曾有三條村落——大磡村、上元嶺村和下元嶺村。作家唐睿自三歲起居於上元嶺村,住了十年,他說元嶺村本來是一條村,只是後來被龍翔道一分為二。很多人說起鑽石山,只記得大磡村,因為大磡村是鑽石山最後一個清拆的寮屋區,在當時引起最大的迴響,有村民不滿賠償發起示威遊行,更發生過幾宗離奇火災。
香港有個荷里活
「要談鑽石山,應該同時將新蒲崗、慈雲山和九龍城納入討論,因為這幾個當時低下階層聚居的地方,其實孕育了很豐富的文化。例如當時鑽石山有不少片場,電影生產量之豐,在當時華語地區,可說是一個奇葩。」唐睿說。
陳慧八十年代初在嘉禾電影公司上班,嘉禾片場位於斧山道,亦即現在嘉峰臺的位置;她每朝由荔景乘地鐵到彩虹,沿龍翔道走上斧山道,「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些工程在進行,所以每逢下雨天,都會踏得滿鞋是泥」,只能以「攀山涉水」來形容。「那時斧山道無啖好食,我們幾個同事便請何生(何冠昌)的煮飯阿姐替我們煮一個餸,我們再每人帶一個餸,每天十二點,我、林超榮、葉潔馨便輪流去洗米煮飯。」她笑說。
「當時不少電影會在鑽石山取景,你怎估到李小龍會在這裡出沒,而鄧麗君又會在啟德遊樂場登台。」唐睿說。位於下元嶺村的聯誼路曾經店鋪林立,不少影星都會去覓食,其中最有名的詠藜園擔擔麵,據說許氏三兄弟、狄娜、蕭芳芳都曾光顧。「小時候會常常看到有人拍戲,也有人來拉小朋友去做臨記,只是當時太細,不大記得見過誰。」他說,最記得有次在街上目睹有人搶劫,他還以為是在拍戲,此情節讓人聯想到李瀚祥的《騙術奇譚》。
「我知道,曾有航班借助你的軀體滑翔升空;李小龍的座駕,也從這裡駛往影棚;蕭芳芳的鞋跟得得得,朝下元嶺的內街拐了個彎,買一碗名過其實的担担麵條。這些看似重大的瑣碎事,最近又有人偶爾提起。他們在你身上翻挖泥土,尋找一條通往未來的鐵路,或一座可供緬懷往昔的飛機倉庫,但對一條街道而言,停駐與流逝,到底哪樣更為珍貴?」
——〈躑躅彩虹〉唐睿
直到1986、87年,陳慧由嘉禾片場轉戰堅成片場,堅成片場位於志蓮淨苑和現今大老山隧道之間,需經大磡村前往,但陳慧說,其實她不喜歡堅成片場,因為覺得「陣味唔好」。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環境已相對改善,但是寮屋區仍然相當雜亂,老鼠橫行,寮屋木屋猶如雜草叢生,構成盤根錯節的道路,「沒有人帶真的會蕩失路」,加上通訊不便,入夜後路就更難找,烏燈黑火,要拿著電筒才能前行,愛捉弄人的場務還會說鬼故嚇人,讓半夜三更的寮屋區更加鬼影幢幢。
「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堅成片場已經大不如前。」從堅成片場的舊照,她能想像當時的盛況:「以前一日幾組戲,附近自然衍生出餐飲、洗熨等行業,又有很多人打散工,其實堅成片場養好多人。」然而,陳慧記憶裡的堅成片場總是烏燈黑火,四周是用後未拆的佈景,走到哪裡都有回音,有次她到道具房找人,推開門竟發現一頭活生生的黑熊!「那時拍戲真係好癲!但也很反映當時電影業的工作態度:一個盡責的道具人員,聽到導演說想要一頭熊拍戲,便找人從大陸運下來,將幼熊養大。」
電視塑造的階級神話
在彩虹邨上小學的唐睿,朋友大多來自大磡村和彩虹邨,階級背景相近,他不會覺得自己和別人相差太遠,最多覺得乘車上學的人「好高級」,所以有幾次他專程繞遠路到鑽石山站,乘一個站到彩虹,現在回想都覺得可笑。真正覺得自己與人不同,是看電視的時候——「當時的煤氣廣告對我很大衝擊:廣告裡的父親每朝會到城門河跑步,洗過熱水澡才去上班,放工回來便吃妻子煮的菜。」這種生活對年少的他而言很難想像,因為寮屋區並沒有煤氣,甚至連抽水馬桶也沒有。
陳慧說:「那些廣告示範了『理想家庭』的形象,也是一種軟性推銷。」她指八十年代開始,電視電影漸漸醞釀出一種「勢利」,「以前階級可能只是老闆和夥計,但後來人們便開始比較各自的收入。」除了廣告,處境劇也是一種突顯階級分野的產物,例如《城市故事》或《香港八幾》系列,「處境劇裡出現的幾乎都是大家庭,住複式單位,抑或兩個左右相連的大單位,還有露台。那時就覺得:『嘩!啲人住啲屋真係大!家庭真係融洽啦!』」唐睿說。
與電視裡反映的融洽中產家庭相比,住在寮屋區的少年生活環境較差,家中沒有熱水爐、沒有廁所,區內基本衛生設施欠奉,洗澡洗衫要到街喉,還不時有罪案發生。「小時候會有點介意,但長大後知道,住寮屋區的人未必比上樓的人經濟條件差,可能他們是新移民,不知道能在哪裡落腳,才聚居到同鄉身邊。」唐睿說,「更多是際遇問題。」現在回想,他會覺得住在寮屋區對一個男孩而言是件不錯的事,從小學會什麼是危險、哪裡有壞人,同時寮屋區也是個很有趣的社區。
死亡近在咫尺
「我有個同學的家建在樹上,好像《龍貓》那樣,那時候真的沒人會管,只要你搭得起就可以。」生活雖然艱苦,但人的適應力和創意總是令人意想不到——夏天沒有冷氣,夜晚爬上鐵皮屋頂睡覺看星;治安不好,居民自發組織打更;小孩在廢棄空地上踢球追逐,滿山走,也不愁沒地方玩耍。寮屋區內迷宮般的結構,讓陳慧想起九龍城寨:「你是不明白為什麼在一座樓內,穿過別人的家,會到了另一座樓。真的如《省港旗兵》呈現那樣。」
「帶文學散步的時候,我問學生:『你們不穿衣能夠走到多遠?』」唐睿這問題希望令學生重新思考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概念,「如果你走在圍村、長洲、南丫島這些地方,看見一個不穿衣的阿伯坐在街邊是很平常的事,因為對他們來說,街道其實是屋企的延伸」;他小時候不穿衣服能走遍慈雲山、九龍城、彩虹、黃大仙,因為這些地方是他的「勢力範圍」,如果走到不屬於自己的社區,才會意識到不能不穿衣服。陳慧認為這是安全感的問題,而如今這種公私之間的灰色地帶已逐漸消失。
陳慧覺得在寮屋區長大的他,會對世界更加敏感,因為與陌生人的接觸較多。同時間,住在寮屋區也會跟「死亡」很接近,走火警是常有的事,有次唐睿到朋友家去玩,外面忽然傳來走火警的吶喊聲,他們匆匆收拾貴重財物跑到龍翔道上,直到火被救熄,才知道原來只差一點火勢便漫延到他朋友的家。「走火警還令你理解到當時人們的窮困,因為他們會拿著棉胎走火警,原來一個家裡最貴重的就是那張棉胎。」陳慧說。
喜歡追尋鑽石山故事的唐睿,得知五十年代鑽石山有片小竹林,人們會將夭折的嬰兒放在藤籃裡,再掛到竹上,陳慧懷疑會不會與某些民間宗教相關。鑽石山至黃大仙一帶有不少祠廟或庵堂,唐睿說志蓮淨苑是最早存在於這社區,最初只是間小庵堂,除了道佛外,還有一所天主堂:「那是一個我很想追溯的故事。當時那裡住了一位意大利神父。小學五、六年班時,我們放學後會到那裡補習,一年十塊錢,我們念聖母經、主禱文,聖誕時會有聯歡會,那個平時很惡的神父,忽然又會變得寬容。」
草根社區的生命力
「一個由民間開展的社區是很有機,而且很有生命力。」唐睿指,當時不少移民來港,他們除了提供人力,也帶來手藝,他的村裡就有一間小型釀酒廠,每次經過都嗅得到濃濃酒醋味,而不止鑽石山,新蒲崗和九龍城寨都有類似的家庭式工業,製麵粉和糖等等。八十年代香港塑膠業蓬勃,陳慧說她住的那棟樓幾乎每個單位都在供應塑膠提子,當時她很好奇為什麼外國需要那麼多塑膠提子(笑)。
「我又乘車回新蒲崗
雨卻落下來了
遊樂場的摩天輪沒有轉動
只是釘在半空」——〈新蒲崗的雨天〉梁秉鈞
鑽石山是電影工場,過了彩虹道,便是新蒲崗工業區,內藏不少輕工業如製衣、塑膠,工業區旁邊則是啟德機場和碼頭,所以鑽石山、新蒲崗和九龍城其實就是香港輕工業的縮影。新蒲崗除了是工業區,亦為大眾提供了不少娛樂,彩虹道上的啟德遊樂場,陳慧亦曾在那兒看過電影,而隔不遠的越秀廣場,其前身據聞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戲院——麗宮戲院,能容納三千人,比現存的豪華戲院更大。現在的新蒲崗又漸漸變成文創產業的集中地,文化氛圍日漸復蘇。
自從鑽石山片場末落以後,陳慧已很少踏足鑽石山,對鑽石山的印象都是來自陳果的《香港有個荷里活》。對陳慧而言,荷里活廣場就像一座「key上去」的建築物,「如果你不是經常到一個地方,再去的時候發現所有景物都改變了,會有種恍惚的感覺。」荷里活廣場出現在鑽石山的違和感,一如某天她走在旺角想找小巴回荔景,卻怎樣也找不到小巴站,而身旁卻忽然出現一座朗豪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