鑽石山，寮屋區裡的夢工場——唐睿、陳慧

給你三秒鐘，你能數出多少代表鑽石山的事物？三、二、一——夠鐘。先不管你的答案裡有沒有鑽石，你有否想起荷里活廣場？荷里活廣場1997年落成，不知不覺二十一年，亦成了鑽石山地標。然而，這個以美國電影發祥地為命的廣場座落的地方，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確是香港電影工場。

於尖沙咀長大的作家陳慧，對鑽石山其實不算熟悉，不過她曾在鑽石山幾個片場有過一段編劇時光，訪問當天我們約在荷里活廣場背後一所咖啡店，她甫坐下便說：「能找到這裡，我覺得自己好叻！好像走進了另一個空間！」

在荷里活廣場出現之前，那裡曾有三條村落——大磡村、上元嶺村和下元嶺村。作家唐睿自三歲起居於上元嶺村，住了十年，他說元嶺村本來是一條村，只是後來被龍翔道一分為二。很多人說起鑽石山，只記得大磡村，因為大磡村是鑽石山最後一個清拆的寮屋區，在當時引起最大的迴響，有村民不滿賠償發起示威遊行，更發生過幾宗離奇火災。

香港有個荷里活

「要談鑽石山，應該同時將新蒲崗、慈雲山和九龍城納入討論，因為這幾個當時低下階層聚居的地方，其實孕育了很豐富的文化。例如當時鑽石山有不少片場，電影生產量之豐，在當時華語地區，可說是一個奇葩。」唐睿說。

陳慧八十年代初在嘉禾電影公司上班，嘉禾片場位於斧山道，亦即現在嘉峰臺的位置；她每朝由荔景乘地鐵到彩虹，沿龍翔道走上斧山道，「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些工程在進行，所以每逢下雨天，都會踏得滿鞋是泥」，只能以「攀山涉水」來形容。「那時斧山道無啖好食，我們幾個同事便請何生（何冠昌）的煮飯阿姐替我們煮一個餸，我們再每人帶一個餸，每天十二點，我、林超榮、葉潔馨便輪流去洗米煮飯。」她笑說。

「當時不少電影會在鑽石山取景，你怎估到李小龍會在這裡出沒，而鄧麗君又會在啟德遊樂場登台。」唐睿說。位於下元嶺村的聯誼路曾經店鋪林立，不少影星都會去覓食，其中最有名的詠藜園擔擔麵，據說許氏三兄弟、狄娜、蕭芳芳都曾光顧。「小時候會常常看到有人拍戲，也有人來拉小朋友去做臨記，只是當時太細，不大記得見過誰。」他說，最記得有次在街上目睹有人搶劫，他還以為是在拍戲，此情節讓人聯想到李瀚祥的《騙術奇譚》。

「我知道，曾有航班借助你的軀體滑翔升空；李小龍的座駕，也從這裡駛往影棚；蕭芳芳的鞋跟得得得，朝下元嶺的內街拐了個彎，買一碗名過其實的担担麵條。這些看似重大的瑣碎事，最近又有人偶爾提起。他們在你身上翻挖泥土，尋找一條通往未來的鐵路，或一座可供緬懷往昔的飛機倉庫，但對一條街道而言，停駐與流逝，到底哪樣更為珍貴？」

——〈躑躅彩虹〉唐睿

直到1986、87年，陳慧由嘉禾片場轉戰堅成片場，堅成片場位於志蓮淨苑和現今大老山隧道之間，需經大磡村前往，但陳慧說，其實她不喜歡堅成片場，因為覺得「陣味唔好」。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環境已相對改善，但是寮屋區仍然相當雜亂，老鼠橫行，寮屋木屋猶如雜草叢生，構成盤根錯節的道路，「沒有人帶真的會蕩失路」，加上通訊不便，入夜後路就更難找，烏燈黑火，要拿著電筒才能前行，愛捉弄人的場務還會說鬼故嚇人，讓半夜三更的寮屋區更加鬼影幢幢。

「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堅成片場已經大不如前。」從堅成片場的舊照，她能想像當時的盛況：「以前一日幾組戲，附近自然衍生出餐飲、洗熨等行業，又有很多人打散工，其實堅成片場養好多人。」然而，陳慧記憶裡的堅成片場總是烏燈黑火，四周是用後未拆的佈景，走到哪裡都有回音，有次她到道具房找人，推開門竟發現一頭活生生的黑熊！「那時拍戲真係好癲！但也很反映當時電影業的工作態度：一個盡責的道具人員，聽到導演說想要一頭熊拍戲，便找人從大陸運下來，將幼熊養大。」

電視塑造的階級神話

在彩虹邨上小學的唐睿，朋友大多來自大磡村和彩虹邨，階級背景相近，他不會覺得自己和別人相差太遠，最多覺得乘車上學的人「好高級」，所以有幾次他專程繞遠路到鑽石山站，乘一個站到彩虹，現在回想都覺得可笑。真正覺得自己與人不同，是看電視的時候——「當時的煤氣廣告對我很大衝擊：廣告裡的父親每朝會到城門河跑步，洗過熱水澡才去上班，放工回來便吃妻子煮的菜。」這種生活對年少的他而言很難想像，因為寮屋區並沒有煤氣，甚至連抽水馬桶也沒有。

陳慧說：「那些廣告示範了『理想家庭』的形象，也是一種軟性推銷。」她指八十年代開始，電視電影漸漸醞釀出一種「勢利」，「以前階級可能只是老闆和夥計，但後來人們便開始比較各自的收入。」除了廣告，處境劇也是一種突顯階級分野的產物，例如《城市故事》或《香港八幾》系列，「處境劇裡出現的幾乎都是大家庭，住複式單位，抑或兩個左右相連的大單位，還有露台。那時就覺得：『嘩！啲人住啲屋真係大！家庭真係融洽啦！』」唐睿說。

與電視裡反映的融洽中產家庭相比，住在寮屋區的少年生活環境較差，家中沒有熱水爐、沒有廁所，區內基本衛生設施欠奉，洗澡洗衫要到街喉，還不時有罪案發生。「小時候會有點介意，但長大後知道，住寮屋區的人未必比上樓的人經濟條件差，可能他們是新移民，不知道能在哪裡落腳，才聚居到同鄉身邊。」唐睿說，「更多是際遇問題。」現在回想，他會覺得住在寮屋區對一個男孩而言是件不錯的事，從小學會什麼是危險、哪裡有壞人，同時寮屋區也是個很有趣的社區。

死亡近在咫尺

「我有個同學的家建在樹上，好像《龍貓》那樣，那時候真的沒人會管，只要你搭得起就可以。」生活雖然艱苦，但人的適應力和創意總是令人意想不到——夏天沒有冷氣，夜晚爬上鐵皮屋頂睡覺看星；治安不好，居民自發組織打更；小孩在廢棄空地上踢球追逐，滿山走，也不愁沒地方玩耍。寮屋區內迷宮般的結構，讓陳慧想起九龍城寨：「你是不明白為什麼在一座樓內，穿過別人的家，會到了另一座樓。真的如《省港旗兵》呈現那樣。」

「帶文學散步的時候，我問學生：『你們不穿衣能夠走到多遠？』」唐睿這問題希望令學生重新思考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概念，「如果你走在圍村、長洲、南丫島這些地方，看見一個不穿衣的阿伯坐在街邊是很平常的事，因為對他們來說，街道其實是屋企的延伸」；他小時候不穿衣服能走遍慈雲山、九龍城、彩虹、黃大仙，因為這些地方是他的「勢力範圍」，如果走到不屬於自己的社區，才會意識到不能不穿衣服。陳慧認為這是安全感的問題，而如今這種公私之間的灰色地帶已逐漸消失。

陳慧覺得在寮屋區長大的他，會對世界更加敏感，因為與陌生人的接觸較多。同時間，住在寮屋區也會跟「死亡」很接近，走火警是常有的事，有次唐睿到朋友家去玩，外面忽然傳來走火警的吶喊聲，他們匆匆收拾貴重財物跑到龍翔道上，直到火被救熄，才知道原來只差一點火勢便漫延到他朋友的家。「走火警還令你理解到當時人們的窮困，因為他們會拿著棉胎走火警，原來一個家裡最貴重的就是那張棉胎。」陳慧說。

喜歡追尋鑽石山故事的唐睿，得知五十年代鑽石山有片小竹林，人們會將夭折的嬰兒放在藤籃裡，再掛到竹上，陳慧懷疑會不會與某些民間宗教相關。鑽石山至黃大仙一帶有不少祠廟或庵堂，唐睿說志蓮淨苑是最早存在於這社區，最初只是間小庵堂，除了道佛外，還有一所天主堂：「那是一個我很想追溯的故事。當時那裡住了一位意大利神父。小學五、六年班時，我們放學後會到那裡補習，一年十塊錢，我們念聖母經、主禱文，聖誕時會有聯歡會，那個平時很惡的神父，忽然又會變得寬容。」

草根社區的生命力

「一個由民間開展的社區是很有機，而且很有生命力。」唐睿指，當時不少移民來港，他們除了提供人力，也帶來手藝，他的村裡就有一間小型釀酒廠，每次經過都嗅得到濃濃酒醋味，而不止鑽石山，新蒲崗和九龍城寨都有類似的家庭式工業，製麵粉和糖等等。八十年代香港塑膠業蓬勃，陳慧說她住的那棟樓幾乎每個單位都在供應塑膠提子，當時她很好奇為什麼外國需要那麼多塑膠提子（笑）。

「我又乘車回新蒲崗
雨卻落下來了
遊樂場的摩天輪沒有轉動
只是釘在半空」

——〈新蒲崗的雨天〉梁秉鈞

鑽石山是電影工場，過了彩虹道，便是新蒲崗工業區，內藏不少輕工業如製衣、塑膠，工業區旁邊則是啟德機場和碼頭，所以鑽石山、新蒲崗和九龍城其實就是香港輕工業的縮影。新蒲崗除了是工業區，亦為大眾提供了不少娛樂，彩虹道上的啟德遊樂場，陳慧亦曾在那兒看過電影，而隔不遠的越秀廣場，其前身據聞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戲院——麗宮戲院，能容納三千人，比現存的豪華戲院更大。現在的新蒲崗又漸漸變成文創產業的集中地，文化氛圍日漸復蘇。

自從鑽石山片場末落以後，陳慧已很少踏足鑽石山，對鑽石山的印象都是來自陳果的《香港有個荷里活》。對陳慧而言，荷里活廣場就像一座「key上去」的建築物，「如果你不是經常到一個地方，再去的時候發現所有景物都改變了，會有種恍惚的感覺。」荷里活廣場出現在鑽石山的違和感，一如某天她走在旺角想找小巴回荔景，卻怎樣也找不到小巴站，而身旁卻忽然出現一座朗豪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