桃花依舊笑春風──莊士敦道生活點滴

我生性安土重遷，雖然也多次搬家，四十年了，竟然都在香港島，都在電車路，從北角英皇道，到灣仔莊士敦道，好像一日聽不到叮叮聲人就不自在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進文匯報任副刊編輯，稍後天地圖書找我做兼職編輯，那時兒子又在灣仔聖雅各小學讀書，於是就搬到灣仔。先在灣仔道保和大廈，稍後又搬到莊士敦道恆生銀行大廈，前後住了八年。

即使後來不住在灣仔了，每日上下班也都在莊士敦道出入，走慣了那幾條街坊味濃重的小街，時不時見到一些不認識的熟面孔。灣仔街市夾莊士敦道路口，有一家中藥舖，以前常在那裡執藥，很多年後，那裡的伙計見到我，還會問一聲︰阿女有冇返來啊﹖

「阿女」每年返來一趟。有一次來灣仔找我，她還感嘆說，時常回想起灣仔那些日子，不知為何，總感覺這裡特別親切－－玄都觀裡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

來港之初，在大道東晶報做校對，半夜下班後在宿舍睡覺，白天也都在莊士敦道出入。有一天大清早，經過修頓球場，迎面一個七八十歲的阿婆，滿臉涂白抹紅，身上穿的，也是「九唔搭八」的鮮艷服飾，搖搖晃晃，蹣跚而來。我以為碰上一個流浪的神經病婆婆，趕緊躲開。那晚和同事說起，同事竟說︰那是灣仔一帶有名的老妓。我問︰都那樣了，還有人去光顧她嗎﹖同事說︰當然有，灣仔有的是露宿者，那些老男人就是她的主顧，貪便宜嘛!

想起這可憐的阿婆，帶著一個老伯，兩個人都搖搖晃晃，蹣跚走過灣仔夜深的街道，一步一喘，扶墻爬上唐樓窄僅容身的樓梯，那時整個灣仔都要背過臉去，張愛玲說的︰一步一步，走入沒有光的所在。

有一晚深夜，從大王東街往莊士敦道走，有個女孩站在路口，見我走近了，問了一句什麼，我沒聽清楚，剎住腳步，女孩又問︰先生要人陪嗎﹖電光石火之際，即刻明白是什麼事，趕緊閃開身子，像幹了什麼壞事一樣狼狽逃走。

那女孩高佻瘦削，幾乎有點書卷氣，秋冬之交的夜街上寒意侵身，她微微縮起肩膀，怯生生向過路的男人搭訕。事後回想起來，我幾乎覺得她應該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，晚上在一個溫暖的家裡，一盞精緻的枱燈，燈下一本李易安詞選，她幽幽誦讀那些淺怨輕愁的詞句︰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﹖

我不知道近年夜街上還有沒有流鶯。三四十年來莊士敦道街面變化不太大，除了東方戲院原址拆建成大有商場，近年又翻新了喜帖街，此外一般店舖都是小小的格局，馬虎的裝修，做一些古靈精怪的生意，「你方唱罷我登場」。只有茶餐廳生意滔滔，有的數十年屹立不倒，為生活在這裡的單身寡佬提供三餐熱飯。

早先在天地圖書上班，編輯部在書店地庫，門市後面隔開一個區域，兩個老闆，一個校對，再加我半個編輯，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了。朋友都說很羡慕我的工作，因為在出版社工作，想要看什麼書都有。我說你錯了，看書的基本條件不是書，是時間，沒有時間，你坐擁書城也是白搭。我每天經過門市部，放眼看去都是我喜歡的書，但那些日子我幾乎沒有真正讀過一本書。

初到貴境的日子艱辛而潦草，一時興致勃勃，一時又心裡發虛。不懂英文，廣東話麻麻地，身無長物，萬事擾心，但我們總相信生活會慢慢好起來。

我和太太同一天到天地圖書工作，我在編輯部，她在門市部。兒子上小學，女兒上幼稚園，因為住莊士敦道，太太要利用公司午飯時間回家，做午飯和兒子吃，然後再趕回公司上班。家裡總有做不完的家務，中午她就不只是吃飯那麼簡單。有一天中午我離開天地圖書去文滙報，看到隔著電車路的對面人行道上，太太一路小跑著向書店趕去。午飯時間街上人很多，大家都悠閒地踱步，只有她在人叢中穿行小跑，氣急敗壞。我好像不是看著自己的太太，好像看著一個被生活擠壓的陌生婦人，艱難地計算每一分鐘，奔波在車水馬龍的莊士敦道上。她也曾是嬌生慣養的女孩，少女時代被裡外長輩溺愛，因為嫁給一個不中用的窮酸文人，流落到千里之外的大都會，以致承受那麼大的生活壓力。她那些與生俱來的細緻敏感的情意，都給生活磨糙了，但是，她也從無怨言。

兒子十六歲生日時，我們大手筆買了一部電腦給他做生日禮物。那還是２８６的時代，電腦公司折價酬賓，八千八百大元，幾番想起來肉痛。兒子在體藝中學住宿，周末回家來去匆匆，結果那部電腦反倒成了我的恩物。我請人安裝了倚天系統，學習倉頡輸入法。

吃過晚飯稍事休息，先應付一兩個專欄，等到家人都睡下了，我就對著電腦練習中文輸入。倉頡入門很難，但熟練了輸入速度卻比速成法快很多。有時把報紙的文章作摹本，有時嘗試用電腦寫一封信。一本《成語大字典》裡頭的成語，我一個一個輸進電腦，不懂的要查輸入法字典，再不懂還要問人，直到整本字典裡的成語都輸入完了，我終於能用電腦來寫稿。

深夜坐在餐桌前用功，家人在旁邊碌架床上睡熟了，窗外不時有叮叮隆隆的電車經過，有人在修頓球場那邊喊叫，樓下還有電視的聲浪傳上來。那時常有一種深切的孤寂感，不知道和那些千古不易的文字廝磨，能折騰出什麼光景來。

八九年北京學運乍起，那晚新聞報道學生們要絕食了，很多人跑到大道東新華社門口去請願。八號風球正在逼近，大雨傾盆中，我和太太撐一把傘也去了新華社，那時都沒有什麼組織，很多人站在新華社對面，表示一種深切的無言的聲援。

後來有一天，作聯秘書打電話給我，似乎因為學運的事她受了什麼委屈，才說兩句，兩個人都對著話筒哽咽。放下電話我就給會長曾敏之打電話，說作聯再不表態就太不像話了，再不表態我就退出。

曾老總那時也承受很大壓力，但終於在莊士敦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路口的作聯會址，召集了一次座談會，大家紛紛渲洩悲憤激昂的情緒。香港人從來沒有像八九年那樣因政治而夜不能眠，從來沒有不約而同流那麼多眼淚，也從來不知道集體的高貴激情能凝聚成巨大政治能量。座談會結束後，我受委托起草了一份聲明，表示了作家聯會的立場。今日看來，那些慷慨淋漓的文字，都有點失之於空洞了，歷史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，而我們都已經老了。

那真是一些疲勞而又興奮的日子，每天都有新鮮事情發生。閱讀各異其趣的文稿，見各種作者和朋友，眼界一點點開闊，思想往深處走，寫寫寫，發表發表發表，偶爾得心應手收穫一點讚賞，無奈間也生產大量垃圾。那也是出版最好景的年月，賈平凹、王安憶、蘇童他們來了，都可以開公數在福臨門請他們飲茶。修頓球場邊上的波士頓餐廳至今還在，陡削的樓梯，淺窄的卡座，下午時分一杯奶茶，一個遠道而來的老友，可以消磨一個多鐘頭。

莊士敦道近菲林明道路口，有一家小餐廳﹙忘記它的名字了﹚，有時吃過晚飯約朋友在那裡聊天。每個人都是一座思想的孤島，在兩杯咖啡氳氤的熱汽中，好像有靈光電波來回傳輸。那是自卑感與孤傲糾結的日子，困苦和憋屈太沉重時，就以狂妄和虛幻來平衡。話題無邊際，感受郤驚人地相似。

有時很認真地探討問題，有時無聊地胡說八道－－學會寫小說後，就不要看小說了，要看雜書﹔人漸漸老了，要注意保持好奇、感性和激情，讓生命繼續有趣﹔做人做事要講究分寸，等退休了，可以寫一本《分寸人生》。《分寸人生》當然成了笑話，朋友後來與一位學者談起，學者說，那不就是哲學上的「度」嗎﹖早就有人研究了。

苦悶出思想，也助長胡思亂想。思想本是愉快的過程，想到最後，有沒有結果都好，你都有「得著」。腦子是用來「想」的，不可荒廢它。

早年莊士敦道上有兩家書店，天地圖書之外，還有青文書店。未進天地圖書之前，我因投稿給《七十年代》，先參加過天地的五周年酒會，在那裡認識了曾敏之、何紫，見到李怡、於梨華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，一個邊緣人，戰戰兢兢，初窺文壇堂奧。天地圖書雖然歷史悠久，但也曾經面臨絕境。聽說八十年代初期財政上不能支持，已經準備執笠了，執笠前例有一次清貨大減價，當時「盡地一煲」，在明報封面登了全版廣告，誰知港九讀者蜂湧而來，事後不但沒有執笠，居然還挺過來了。從此每年春節和暑假，例必有一次大減價，也例必要在明報買一個封面全版廣告。

九十年代中，門市部曾經歷一次火災，電線漏電，深夜起火，整個地庫的圖書付之一炬。那時編輯部已經搬到後面的大道東了，上班後聽說，跑到聯發街側門去看，還有濃煙從門縫裡冒出來。門市部停業好幾個月，後來獲保險賠償，似乎損失不大，經過重新裝修又再開業。

至於青文書店，早年我也時常上去走走，找一些偏僻的好書。那還是陳錦昌、王仁芸他們的年代，舖面淺窄，光線也不好，書的分類排列都草草不工，但去到那裡，往往又自由自在亂翻書，沒有店員的白眼。他們多年都在苟延殘喘，時不時有執笠的傳說，而居然一直捱下來。我和古劍、舒非合編《文學世紀》時，曾經不只一次帶了雜誌去找羅志華，放在他那裡寄售，似乎讀者反映還不錯的，但結帳總是姍姍來遲。他那個人愛書愛到不近人情，一個人看店又要編書，每日還笑臉迎人，最後終於以身殉書，求仁得仁，而青文終於還是跟著他走了。

莊士敦道上原來只有一家東方戲院，印象中那裡放一些武打和愛情片，我好像從來沒有在那裡看過電影。倒是不遠處的京都，當年有早場放一些經典名片，票價便宜，選片內行，好像專為我這種遲來的觀眾提供補課機會。記得黑澤明的《羅生門》就是在那裡看的，完場後出來，外面陽光灼人，市聲盈耳，因為剛剛經歷了一次靈魂洗滌，整個人還恍恍惚惚，不辨方向。電影是虛幻的人生，但好電影比人生更人生。

前年底退休前，公司同事和我飲茶，飲完茶大家到莊士敦道門市部門口拍照留念。我們站在路邊，背景是門市部那個窄窄的門，門上是公司招牌，身邊路人絡繹不絕，向我們投以怪異的目光。電車一輛輛老態龍鍾走過，有香港的一日，就有電車，但有香港的一日，會不會一直有莊士敦道，那就天曉得了。編輯部同事輪流和我合影，我突然覺得三十多年一閃而過，好像電影的快鏡頭，時空壓縮了，影像閃爍跳躍，我居然在這條普普通通的電車路上來回了三十多年。人生易老天難老，從今以後，別過莊士敦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