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教（ I ）

想起來，從開始在深水埗區出出入入，到常居在此，也有十八年了。

縱然這樣，寫深水埗的街道還真不容易呢……

自由的滋味
還是由我最喜歡引用的深水埗重建街坊——天台強哥開始。
深水埗有什麼好呢？
「自由囉！」他放下啤酒杯瞪大眼說道。
然後他數算深水埗有幾多種不同的人在生活，有學識無學識的、不同膚色的，最主要就是：「除了最有錢那些人」。
我啄磨了一 陣，推敲他的意思是：什麼人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一種「生活」，「除了最有錢那些人」。
然後，強哥、一堆街坊、一堆義工，包括我，便開始了一種「在一起」的生活。

吵架有時、開會有時、隊啤有時、抗爭有時、守護有時、抽煙有時……

大叔
這兒有許多坐在街上過日晨的大叔，各自面上的皺紋藏著一絲絲秘密，總用你不明白的眼神看著、或者不看著這個世界。當中有些，你永不可能打開他的話匣子；另一些，一但有人跟他說話，他便會急著用他幾輩子的知識，以壓倒性的音量和語氣來教訓你。

可能，在他們作為生理男性的生活裡，這種壓倒性的說話方式，便是他們經驗中唯一可以表達渴望交流的方式？

又或者，在他們作為基層男性的生活裡，這種壓倒性的說話方式，也是唯一挽回些許尊嚴感的方法？

又或者，兩者皆是？

話說有一晚，家人有事，我又收夜，要食孤獨飯。隨意走入福榮街一間夜半有特價的餐廳，燈火通明，照亮不少與我一起吃夜半孤獨飯的人。

坐下不久，兩個座位外的一位大叔，便開始時而低聲、時而高聲地自說自話，內容聽不太懂，大概是遭到某些親近之人的背叛吧。失意苦悶之人無處傾訴，在這裡，似乎也不是什麼要大驚小怪的事。店內街坊，包括我，都是自顧自低頭吃東西、看電話。至於店員，也沒有要處理的意思。

後來，有兩個打扮斯文的中年男女走入來，一坐下男的便說出去「泊好架車」。這時失意大叔忽然站起來，在我身後狹小的過道上邊走邊罵，經過我身邊時，毫不意外地傳來了濃重的酒氣。經過斯文女時，大叔不留神撞到她椅背一下。斯文女尖聲發颷，大叔表現出一副「好男不與女爭的樣子」，自顧自回到座位上。這時斯文男剛走入來，忙問何事，斯文女指著大叔道:「佢撞到我！報警啦！」

我忍不住抬頭了說一句：「 用不著吧。」

警察到。男警過去招呼大叔，女警過去招呼斯文女。
大叔遇到男警，氣勢馬上急跳十倍：「我係咁大聲架啦咁點呀！」
男警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，遇到無理大叔挑釁，馬上就著火。兩句來回後，二人都雄風大發起來，越講越大聲，又完全牛頭不搭馬咀對不上話。警察增援，塞在小過道中，一人一句。我心想，學堂無教他們這樣只會挑釁對方嗎？男警一多，大叔一緊張，說話越發不收斂，越講越嚴重：「拉我番差館呀笨！」
斯文女充滿鄙視地向警察嚷嚷：「拉佢番差館啦！搗亂！」
我看此女一副自以為敢言的正義使者模樣便吃不消，筷子一放便高聲回道：「大家都是街坊，你用不著這樣黑心吧！」
斯文女彷彿這才意識到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她做的事，這才收了口。

這類大叔，可能被警察抓也不怕，我只是擔心他一次過得罪了那麼多警察，去到吃幾拳也說不定。以前認識一個重建義工，幫個重建區街坊搬屋，過程中與警察口角了兩句，無端端被告襲警，去到差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，悶吃了幾腳，幸好後來遇到少有的講道理法官，才得無罪開釋。那晚還是我們成群街坊義工一起去差館報案室，燈火通明地坐了一晚要人，律師也找了，那義工也還是悶吃了幾腳，這回落單的基層大叔，不是太安全吧。

我正猶豫著，若開口幫忙是會火上加油令他後果更嚴重還是怎樣，不料，坐在大叔與我中間另一位正在吃麵的白頭大叔，卻出手了。白頭大叔一手拉著失意大叔扮熟，一手拎著自己的啤酒說：「唉，有什麼好吵呢？別吵了別吵了，去差館有什麼好呢？有什麼不高興，坐下我陪你飲！我請！來！」一邊又轉過頭去安撫那些男警的情緒：「無事無事，心情唔好飲多咗啫，別認真別認真……」。我幾乎想擁抱這位白頭大叔了，可惜失意大叔似乎是受了驚，反射動作地大聲說話，我便好聲好氣對後排的差人加把口：「唉呀你們這麼多人圍著他，他一緊張不就更失控囉…剛才你們來之前他也只是飲多左，大聲自言自語啫……咁小事無謂返差館啦，無端端又多左嘢做……」

如是，白頭大叔和我一前一後，一個盡量安撫失意大叔，一個盡量按撫那些男警的情緒。無奈，前排男警雄風一發不可收拾，而失意大叔呢，我想他意識到該害怕了，開始大聲但斷續地說話，有時更好似說不出話。結果呢，失意大叔還是被戴上手銬帶走了。白頭大叔白忙了一番，和我相視苦笑了一下，也只可以，坐下繼續吃飯，也再無話。

可是，剩下那四份一碗麵，已不再是孤獨飯了，一味擔心，一味厭惡，一味無力感，一味感恩 ，一味萍水相逢但相知的默契……相比之下，味精麵變得無味了……

元州街的卡秋莎和拉娜們
那時我不住在深水埗。

我第一次在深水埗仔細地遊走，是因為碩士論文的研究題目，是有關深水埗元州街上，街頭性工作者的生活文化和氛圍。
那是1997-99年。
香港主權移交，亞洲金融風暴。而性工作者，不變地被主流社會當作「類似人的人」；而深水埗的元州街、青山道、桂林街一帶，仍舊是街頭性工作者（俗稱「企街」）的開工熱點。我唸的是人類學，除了正式的訪問，更講求參與式研究和仔細的地方觀察。我的膽又沒有大到直接去參與開工來做研究，所以只能經常流連，在她們沒有客人時坐在樓梯口閑聊。當然，開工以外，警察無端的羞辱、滋擾，路人與樓上住客（尤其是女性）的鄙視，都要一併接受。

那時真是不懂做訪問，一開口就問人家「為何進入這一行」。當時不明白，對於被深刻社會污名困擾著的她們來說，這問題無異於一把銳利的劍。結果，我迫得幾乎人人都得將自己一生人都吐出來。那時我又白痴得很，聽不懂，以為她們答非所問，只是也不好意思打斷，就由得她們一直說一直說。

後來在聽著錄音帶打出逐字稿的時，我才忽然聽懂了。
她們是在回答我，不過不是用我期待的方式。
她們深明主流社會對自己的痛恨，又不知我帶著何種觀點看她們，於是，都不自覺地，想用過程代替身份標籤，來獲得我這陌生人的一點理解和認同。我真蠢，自己寫小說何嘗不是常在做「用過程來代替身份標籤」這動作？

受訪者在1997年均已四十多歲，換言之，在她們17-21歲開始在「大場」（舞廳）做小姐時是1970年代尾聲。那仍是全球資本都稱許香港工人（尤其是女工）「價廉物美」的年代。大家若細看深水埗唐樓的唐二樓外牆，也不難發現，有好些當年作為山寨廠的廠名遺蹟。當時的女工，只要不對被剝削或無限重覆的工序感到太不安，養家應該是沒問題的。事實上，當年不少人家中，哥哥弟弟得以上大學，都是靠母親或姐妹死做爛做而來。只因，深信男人才能成大器，而女人在這過程中必須犧牲。

可是，對一個花樣年華，又兼有一點點反叛意識的女孩子來說，她要如何說服自己，做人非這樣不可呢？為何出身貧賤便非得做牛做馬呢？於是，她們會聯群結隊流連在家屋以外的地方玩，以她們的說話，便是：「去威」。只可惜，這一點點反叛的火花，還未有機會接合上對性別和階級的社會認識，她們便已被另一些人盯上了。

這些人提供另一些收入可觀，又聲稱「可玩樂」的工作。當然，很快她們便發現：勞動者受制於老闆，女性受制於男性這些最主流的社會邏輯，在歡場裡，一應俱存，而且實踐得更加嚴厲。故而，在性道德上，她們被訓練成我意想不到的保守。作為性方面的勞動者，她們同樣面對無限重覆的工作，而且除了體力還要陪酒陪到嘔，又要進行不斷猜測如何迎合人意的情感勞動。只是，這時，已難以抽身。同時，由於家中並不富有，她們也必須養活自己或提供家用。隨著年齡增長，若不是很懂得操弄別人的女子，或有幸「上岸」的人，便會在這性行業中逐層下降。

「貪慕虛榮，自食其果」？或許吧。只是「貪慕虛榮」通常不會用來形容，可以家中有錢供其「貪慕虛榮」的人。

離開深水埗回到大學的路上，心裡總有種據說是搞人類學的人常有的疲勞感。坐在火車廂中看著不斷飛逝的風景，有時腦海裡會飄過一些我彷彿認識的人：《復活》的卡秋莎、《罪與罰》的蘇尼雅、《齊瓦哥醫生》的拉娜、《茶花女》的瑪格麗特、《悲慘世界》的芳婷、《霍小玉傳》的霍小玉、《警世通言》的杜十娘、《新約》中被帶到耶穌面前的所謂有性罪行的女子……

雖然，很可惜，沒有一個人物是由女子所書寫的。

為何主要想起卡秋莎和拉娜？可能因為她們二人，都具備某種驕傲，以及在性事上「出軌」時，都有一種，說不清楚的模糊狀態……

（待續）

投稿連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