窩打老道

像樹的記憶──記滑鐵盧

作者簡介

甄拔濤

劇場導演、編劇。香港大學英國文學學士、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(文學)碩士及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編劇碩士。劇本《未來簡史》獲2016德國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獎,《灼眼的白晨》獲第八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。


 

多年前,第一次去倫敦,住宿的地方是朋友訂的。到達時,看看街名,才知道住在 Great Portland Street,直譯過來不就是偉大的砵蘭街嗎?可是倫敦那邊卻是城中心商業區,並非溢滿多姿多采平民生活的區域。在某個街口轉角,再走幾步,是中國駐英大使館。那時當然沒想到,在好多年後,我終於負笈倫敦的時候,因為支援傘運及紀念六四,在大使館門口,耗去了一些時日。

我前赴倫敦讀書一周後,傘運爆發。警察施放催淚彈的一刻,我剛巧在爬上大學小山崗的路上。我看到蘋果的即時新聞,便忍不住在山腳的油站哭了起來。我知道自己是無法參與那個工作坊了,匆匆地在臉書留言: 我會去中領館做些行動,有沒有人加入?我那時想,就算只有我一個人,我也要去。友人勸我冷靜,她們正在籌備即時行動,著我先等一下。於是我走下小山崗,返回埃格姆(Egham)車站,等下一班車返回滑鐵盧(Waterloo)。我母校離倫敦市中心大概四十分鐘車程,而滑鐵盧是市中心最近我家的車站。回到市中心,朋友說兩小時後到特拉法加廣場(Trafalgar Square)集會。一向以來,無論做什麼事情,我也是要先填飽肚子,因為這樣才有力氣走下去。我走進車站內的日式快餐店 Wasabi,吃了人生其中一個最漫長難捱的午餐,又不停地反問自己: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撇下香港來倫敦唸書呢?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?現在回想,不是傘運,不是特拉法加廣場的臨時集會(匆忙之下竟然有五百多人參與,我是不會認識剛好留英的一班抗爭朋友,而當中的一位摯友番簡,兩年後過身了。我多麼慶幸能及時認識她。

Waterloo,最直接的聯想當然是拿破侖慘敗的滑鐵盧戰役,另一個應該是窩打老道(Waterloo Road)及油麻地地鐵站。油麻地站現在音譯成 Yau Ma Tei,但在地鐵通車時,油麻地站是翻譯成 Waterloo,因為附近有一條 Waterloo Road,是故,跟倫敦的 Waterloo Station完全同名。到了1985年才正式改成現在譯名。我在香港有幾條十分喜歡的行街路線。赴英讀書前,每每在工作太忙而急需小休時就會走這條路:先在永星里斜路、人氣歷久不衰的拉麵店吃晚飯;之前之後如有時間就逛逛中華書局看看最新出版的簡體字書;然後到百老匯電影中心觀賞那齣期待已久的電影、有時間又先逛逛Kubrick及影碟舖;電影散場後便步行到白加士街的佳佳甜品(因加租現在搬到寧波街,原舖好像仍在丢空)。我本來不特別喜歡吃甜,但佳佳的吸引力無法抗拒。百老匯電影和佳佳,對我來說,是不可分割的雙生兒

慢慢地,我在倫敦也找到了一條相似的路線:Waterloo車站內的 Foyles書店是起點,它的櫥窗總會令我就算繞道也要走過去。雖然書店小小的(當然,有時間的話,我會選擇 Charing Cross Road 那間 Foyles或者 London Review Bookshop),但是我仍然能知道英語世界有什麼新書。要瞭解一個城市正在關心什麼事情,沒有什麼比逛書店更快捷的了。走出車站往左走大概五分鐘,便到達BFI(British Film Institute),它是一個肩負資助及發行電影製作、策劃電影節目、研究英國電影等工作的機構。BFI設多間影院、影碟舖、餐廳、圖書館,是影迷的好去處。而且每個月它也策劃不同的節目,我常常都期待它有什麼驚喜。我便是在那裡看2001太空漫遊的新闊銀幕版。BFI的對面,是英國國家劇院 (Royal National Theatre,下稱NT)。NT和BFI座落泰晤士河畔,無論晴天雨天,在那裡閒晃,都有令人豁然開朗的感覺。坦白說,不是每一齣NT的作品都好看,也有很難看的。而英國觀眾其實很保守、思想狹窄(narrow-minded)──這是英國某劇院的戲劇指導親口告訴我的。有些觀眾不能接受形式不屬於寫實主義的作品。譬如DV8的近作John,在一個半小時的演出中,不斷有觀眾提早離場。Ivo van Hove導演的 Hedda Gabler謝幕時,觀眾也只是禮貌式地拍掌。Katie Mitchell導演的 CleansedSarah Kane編劇的),因為呈現激烈的暴力,頭幾場演出都有人嚇至暈倒。而八十年代的NT,仍然會積極引進世界各地的優秀劇作,譬如蜷川幸雄。不過,我每次在倫敦,都會到那裡走走,尤其是它的書店,劇場相關的書籍總是目不暇給。離開NT,再往前走,是一個有不同食肆的小小庭園。走到庭園的最深處,有一間專賣English Breakfast的快餐店。便宜,一個 full set大概60-70港幣,而且味道還可以。對於我這個窮苦學生來說,實在是救命恩人。吃個什麼之後,再沿河往前走,繼續享受寧靜的河岸時光。再一直走,便是泰特現代藝術館(Tate Modern)。它於2000年開館,成功地將一間發電廠改建成當代藝術大山。它的大堂 Turbine Hall,我每一次走進去仍自然生出讚嘆之感。離開Tate Modern往前走,會經過莎士比亞環球劇場(Shakespeare Globe),我則興趣缺缺,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像莎士比亞主題公園。這一段沿河旅程,就是有名的倫敦 South Bank Walk。如果還有腳骨力,再走半小時,就會到達我家。那時,我最喜歡從我家出發,沿河跑步到金絲雀碼頭(Canary Wharf)。那無數個黃昏,泛金的河面,是拿什麼我也不會換的美好時光

的確,曾經有那麼一個人,陪我走過這兩段 Waterloo的旅程,可是,我後來明白到,無論什麼人陪你走過多少的路,要走的始終還是要走。

大學的時候,我曾在政務處做過兩年的兼職(我在香港讀大學本科的)。我主要負責聯繫油麻地北區的街坊代表,跟他們面談,瞭解該區市民生活狀況,然後再匯報給上司,雖然政府通常不會有什麼實質的行動及回應。其中一個街坊,住在窩打老道一幢唐樓。那時籠屋尚未完全給取締,他便是住在那種單位,但他收入稍稍寬裕,住的籠屋在貼近地面的一格,有少許可容轉身的活動空間。他是一個建築工人,大概五十歲,每天很早便要坐車坐船到遙遠的地方開工。我記得有一晚,我循例上去探訪他,他心情很是鬱悶,說每天這樣營役奔波很疲倦,不知道前景如何(因為他們的唐樓也有可能清拆),不知道怎樣走下去,不如死了算。其時正值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夕。那時我也很鬱悶,公安惡法還原了,山雨欲來,其實我也不知怎樣走下去,我連死的意欲也消散淨盡。我不記得怎樣答他,大概是一兩句無力的鼓勵,只記得和他坐了很長時間,很晚才走,遠遠超過了我工作所需。那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。

Waterloo在我身體內的記憶,像樹,可以一直在地面擴散,同時像瞞過上帝眼睛般在地底下蔓延開去。記憶最有趣的地方,是不只有一層色彩。像畫畫,如果你想,你可以在任何時刻,於那一抹色彩之上再抹上另一重色彩。而我,已經正在為 Waterloo 抹上另一隻色了。滑鐵盧既是同一個滑鐵盧又可以不是那一個滑鐵盧。唯一始終不變的是,滑鐵盧這棵樹仍然熱烈地生長下去。